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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勇、王蓉貴先生主编《宋代詔令全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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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6 11:35:54 |显示全部楼层
王智勇、王蓉貴先生主编《宋代詔令全集》出版
《宋代詔令全集》序

曾棗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是1983年成立的,當時只從中文、歷史兩系抽調了一些兼職研究人員。我是1984年從中文系調到古籍所任負責人的,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招兵買馬。但我一向反對近親繁殖,只留自己的學生,於是從全國各地招選研究人員。王智勇先生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1982年考入武漢大學研究生院古籍整理與研究專業,獲碩士學位;1985年調到四川大學古籍所。武漢大學歷史系是全國名牌大學的歷史系,但我對名牌大學從不迷信,認為任何名牌大學也有差生,任何非名牌大學也可能有優秀生。
我對王智勇先生的重視,不是因為他是武漢大學的研究生,而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認為他基礎扎實,工作認真,而後者是比前者更為重要的。因此,當1985年《全宋文》立項獲准後,我們幾乎花了兩年時間來研究《全宋文》的編篡體例及具體分工,我建議他負責整個宋代皇帝的詔令,這也是《全宋文》中最繁難的部分。他不愧是學歷史的,一聽就知道其難度,說不能勝任。我說這是一個美差,你可以編一部肯定可以傳世的附產物《新編宋代大詔令集》,至少是宋人編的《宋大詔令集》的三至五倍(現在實際上是十倍),可以取代《宋大詔令集》。他確實懂行,於是愉快地接受了。
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唐以前較為充分,宋代以後就越來越薄弱。《全宋文》將集中豐富的宋代文化資料,可以出一大批附產物,我於是擬了三十多種《全宋文》的附產物題目,《新編宋代詔令集》就是其中的一種。我在會上公開聲明我和劉琳先生只是《全宋文》的主編,這些附產物誰編的,誰就是主編,我們決不會把他人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冒充這些附產物的主編。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原是希望把編《全宋文》的川大古籍所變為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把編《全宋詩》的北大文獻研究中心變為宋代文學研究中心的。但由於川大古籍所研究方向的改變,所列三十多種《全宋文》的附產物多數只能紙上談兵了,我只好自己組織一個班子來搞,能搞多少算多少。令我特別欣慰的是,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貴先生的《新編宋代詔令全集》,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現在終於完成了,而數量之大、質量之高,也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
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貴先生對《新編宋代詔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不滿足於彙集《全宋文》中的詔令,而是重新進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經普查而漏收較多詔文的宋元典籍,又補查了近二十年來陸續出版的有關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増補了三千多篇、約五十餘萬字的詔文內容。
王智勇先生對所有詔文重新進行標點校勘,凡從宋人文集輯出之詔文,先確定底本,並通校兩三種其他版本;凡從宋元史籍、方志,經、子部之書等輯錄的詔文,其校勘主要參校現存宋元典籍,採用時間早、詔文全的詔文為底本,在標點校勘上達到了較高水準。對相同詔文之異文,凡有較高的文獻及史料價值者,都附錄異文於其後。
若不系年,詔令就失去了徵史價值。王智勇先生儘量為每篇詔令系年,並標於篇名之下。由於現存宋人文集中之詔文多未系年,因此,詔文系年花了他很多時間。有些無法確定準確系年的詔文,他也根據草詔者任兩制的時間,結合詔文所述史事包含的資訊來暗分年代,十分謹慎。
分類也花了王智勇先生很多時間,因為既要符合現代學術分類的特點,又要不違背宋代史實及宋代詔令的實際狀況。現代的主流學科,未必是宋代學術之重點,必需根據宋代詔文的實際情況來設置類目。每篇詔文歸入何類,皆須編者準確理解其文意,始終貫徹統一之標準,不能把同一性質的詔文分入不同類中。一篇詔文常常涉及多項內容,他除在主要門類中著錄此詔外,又採用互注法,在所涉及的其他門類中著錄其篇名,並注明“又見某某類”,既節約了篇幅,又為研究者提供了按類檢索所需資料的便利。因此,我說此書質量超過我的豫期,並非溢美之詞。
收集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便於進行研究,我一向反對不是建立在資料佔有基礎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詞游戲;也反對不進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資料彙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認為王智勇先生至少還可作三項工作:(一)編《宋代詔令背景評論資料集成》,僅有詔令原文還不便於研究,配以背景評論資料集成就更便於研究了。(二)在以上兩部書的基礎上,撰寫一部《宋代詔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觀點展開論述,擴展成一部專著。(三)編寫一部《宋代詔令選注》。詔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義發布的文字,即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所謂“上對下者”,皆屬詔令。這類詔令往往結構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異,多數只有史料價值、文獻價值,沒有什麼文學價值。文瑩《續湘山野錄》記載了一則笑話:“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辭職,也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說這類文章是“依樣畫葫蘆”,是大體符合實際的,結構一般都是先說事由,接着對所任命的臣僚恭維一番(如果是謫詞則列舉其過惡),最後以勉勵之語作結。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在國家多事之秋,也出現過一些頗有感染力的制詔,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舉及一些。一千五百多萬字的《新編宋代詔令全集》,買得起的人未必讀;愛讀書的窮學士,又未必買得起。因此,為愛讀書的窮學士計,可否編一本寓意深刻,文彩沛然,富有可讀性,字數控制在三十萬字左右的普及讀物《宋代詔令選》呢?
巴蜀書社前社長段文桂先生是我敬佩的既懂行又有魄力的出版家。一次我同他出差上海,晚上聊天,我對他說,我在編完《全宋文》後,將接着重編《續資治通鑑長編補編》,一是補北宋已佚部分,二是續編南宋部份。段先生是學歷史的,懂得《續資治通鑑長編補編》的價值,於是一拍桌子說:好,你編我出!但段社長已過世多年,我也日薄西山,來日無多,不可能實現這一願望了。王智勇先生能否助我们實現這一願望呢?如果要編完全書,非再花一二十年不可,但這是值得的,因為此書與《新編宋代詔令全集》一樣,必會成為傳世之作。但現在大學的科研多強調立很大的項目,要很多的科研經費,至於價值如何,性價比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像《續資治通鑑長編補編》這樣一個一二十年才能完成,又非社會熱點、政府重點的項目,能為學校拉到科研經費嗎?這是題外話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教授 曾棗莊
2012.6.
《宋代詔令全集》前言
王智勇
    詔令,亦即所谓‘王言’,其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顔師古注云:‘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事实上,诏令的产生当远早于此,如被奉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其中的一些篇章,无论从内容抑或文体而论,皆具有诏令的性质。《文心雕龍》卷四《詔策》云:‘皇帝御?,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併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勑。勑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勑者正也。’至宋,詔令的名目愈加繁杂,有制、誥、詔、令、赦文、德音、冊文、御札、御批、御笔、批答、口宣、戒勑、國书,等等。儘管各類詔令的名目不一,但從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王朝以皇帝名义所发佈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书文告,历代政典朝纲、时政得失、国政民情,悉载其间,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及内容的多样性之特征。因此,詔令文献被视为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对詔令文献价值的认识,最初多僅限於文学方面,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诏令文献总集《魏朝杂詔》、《録晉詔》等二十餘部皆隶集部,《旧唐书?经籍志》亦将《古今詔集》、《圣朝詔集》等归入集部。考中国古代书目,在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以前,惟有《新唐书?艺文志》及《振綺堂书目》将詔令類文集归入史部,说明在很长一段時期,人们主要看重詔令的文学史料价值。随着人们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詔令在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及档案文献等诸多领域作为第一手史料所具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詞賦,於理为亵。’(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序。)遂将詔令与奏议文献归入史部,确實颇具卓识。
    考《隋书?经籍志》以来书目之著录,蓋詔令文献,代有编纂,然今存編纂時代最早、卷帙最巨之詔令总集,當为宋代学者所編,較有名的如宋敏求所编之《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林虙编、楼昉续编之《两汉詔令》二十三卷,无名氏所编之《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等等。这些詔令总集的编撰对於保存许多珍贵的史料,以及为学者们在诸多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化皆起了重要作用。而綜观汉、唐、宋所存之詔令文献,无论从詔文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名目之繁,抑或是詔文本身所蕴涵的文学素养之高而论,皆當以宋人为最。这固然与宋以来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盛行有关,但更有赖於宋代具有如陳寅恪先生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進,造极於两宋之世’ 的深厚文化根基和背景(注: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兹從宋代诏令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及文献价值三个方面作進一步的说明。
    宋代詔文既有四六文,又有散体,但以四六文居多。一般认为,由於其公文档案的属性,决定了詔文文体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異。但是,宋人所撰诏文,如杨亿、欧陽修、蘇軾、汪藻等所撰詔文,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处於國破家亡的南北宋之际所产生的一些诏文,在宋文研究及宋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被誉为‘鸿文硕学,暴耀一世’ 的汪藻(注:《鸿庆居士集》卷三六《宋故显謨阁学士左中大夫汪公墓誌銘》),在宋南渡初掌内外制時,以四六体撰成之制誥代言之文,极为振奋人心。如所撰《隆裕太后告天下詔》,時人評论道:‘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注:《鶴林玉露》卷三。) 洪迈《容齋三筆》卷八《四六名對》曾概论云:‘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閒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汪彦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兹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远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可见,宋代诏文与其他文体一样,是宋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史料来源,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注:有关宋代詔令的文学价值,曾枣莊先生有較詳尽深入的分析,参所著《宋文通论》第十章《宋代詔令》)。
    宋代詔令的史料价值則体现在更为广阔的領域,它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历史文化所依据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並多可據以补宋人所撰史籍之阙略。兹以《宋大詔令集》所載詔文举例述之。
    众所周知,庆曆新政是北宋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宋大詔令集》收録了体现庆曆新政最重要内容的两个詔文,即《任子詔》和《定职田詔》,如果将之与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以下簡稱《長編》)所载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任子詔》经《长编》改写後,远不如《宋大詔令集》所收原文详尽;《定职田詔》,《长编》更是撮述其文,省去了部分内容。因此,要全面地考察和研究庆曆新政,《宋大詔令集》所收詔令原文显然更值得我们重视。
   《长编》在流传过程中,徽、欽两朝部分已佚,虽然《三朝北盟會编》、《靖康要録》、《宋會要》、《宋史》等史籍可弥補其中很大一部分史實,但闕漏尚多。而《宋大詔令集》收録了徽宗朝詔文七八〇馀篇,其中許多詔令皆可補上述諸书之不足。如卷一五七《政事?学校》收文十九篇,涉及徽宗朝的史事佔了十六篇,而这十六篇诏文除《兴学校诏》可作为《宋會要》的補充外,餘皆不见於今本《宋會要》。考《宋會要》崇儒二之九載:大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蔡京等言:“乞州县学並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小学教諭仍量給俸料。”從之’。而《宋大詔令集》所收《兴学校詔》,即是《宋會要》‘從之’的内容,其詔文云:‘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除京師置外学,待其岁考,升之太学,已尝面谕外,餘并依所陳(蔡京起请)。仍讲议司立法,颁付学校。’又如,对道教的尊崇是徽宗朝政治的特点及重要内容,  《宋大詔令集》所收九篇詔文是有关徽宗朝崇道方面最完整亦最原始的史料。它们多不见於今本《宋會要》及其他史籍,而《长编纪事本末》等史籍所载较略,其史料价值无法与之相比。
    至於据詔令文献对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進行補正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如《宋史》卷八《真宗紀》載:天禧二年‘八月庚寅(一日),群臣请立皇太子,從之’。按《长编》卷九二載此事云:天禧二年八月‘丁酉(八日),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二书所載有異,何者为是?考《宋大詔令集》卷二五收有《天禧二年宰臣向敏中等请建儲第一表批答》、《第二表批答》、《第三表批答》,所書正是《宋史》及《长编》所載之事,據此可証《宋史》不僅繫此事於庚寅日误,且漏书了‘表三上’这一史實,《宋大詔令集》所載诏文,即是铁證。
    不可否认,詔令儘管属於档案文献,但所言内容亦時有不够客觀之处,有的詔文如臣僚的除拜、奖諭等制誥,往往多溢美之辞,有的詔文甚至对史實進行有意无意的掩盖。然即便如此,詔令本身亦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如臣僚的除拜,除去制词中的溢美之辞外,臣僚所任某职却是客觀事實。某些被歪曲或掩盖的事實,我们亦可通过詔令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加以深入考证,还原事件真相。如邓广铭先生在《试破宋太宗继位大赦詔书之謎》一文中,通过对比分析《宋大詔令集》、《续资治通鑑长编》、《太平治蹟統類》等史籍所载太宗《即位大赦詔》後,令人信服地推论出‘烛影斧声’这一重大的历史悬案实际是宋太宗蓄谋已久、乘机发作的‘篡弑’事件。(注:载《历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这是体现詔令文献对于史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性以及通过詔令文献提供的信息进行深入考证後还原历史真相的一个突出案例。
    至於詔令的文献价值,更是體现在許多方面,如对现存宋人文集的補遺,对史籍等文献的訂正,等等。例如,《长编》卷六八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辛丑,令东京諸州军刑獄务从宽恕,无得非法决罰’。按:此为真宗封禅泰山時事,泰山所在为京东路,考《宋大詔令集》卷一一七《封禅戒約京东州军刑狱务从宽恤诏》即針對此事,據此詔可知‘东京’當作‘京东’。又如,《长编》卷九八載:乾兴元年六月‘乙巳,詔在京諸司免常朝者,自今并自赴本司’。按:‘自赴’中之‘自’字误,考《宋大詔令集》卷一九二《誡約在京諸司免常朝者早赴本司詔》,‘自’作‘早’;又考詔文有‘所宜尽瘁,毋旷攸司。而罔念夙宵,多或违慢’语,作‘早’与此意正合。此類據詔文校勘文献的例子甚多,此不贅述(注:详王智勇《〈宋大詔令集〉的价值及整理》,載《四川大学学报》二〇〇〇年第四期)。

    綜上所述,詔令作为档案文献,是未经人改写的既往史事的真實记録,因此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内容的多样性之特徵,從而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獨特的多方面的价值。具体到宋代文化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粗略考察了迄今为止宋代詔令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其在宋代学术研究中的使用情况,应該说,宋代的詔令文献,仍有較大的发掘及研究、利用空間。我们分析了学者们在宋代文化研究中使用詔令文献的现状,相对来说,北宋詔令文献的利用显然比南宋的更加充分。这主要缘於北宋有宋人所编之《宋大诏令集》可资利用,搜检比较方便,而南宋的诏令文献主要分散在史籍、文集、方志及笔记小说中,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学者们对詔令文献的使用。由此对学术研究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就宋代总的情况来看,即使有《宋大詔令集》这样一部收文較多的詔令文献,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编纂、本世纪初出版的《全宋文》等大型文集,但就现存宋代詔令文献数量的庞大和内容的丰富性、詔令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以及研究者按類查阅文献的便捷性而论,上述诸书皆有其不足。
    《宋大詔令集》汇编了北宋太祖至徽宗时期的詔令,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如前所述,该书对于宋代文献的保存及宋代学术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該书亦有諸多的不足之处,概括言之,主要有:
    一、收文不全。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在有宋一朝的詔文中,南宋的约佔五分之三多,而北宋所佔不足五分之二。而該书所收詔文仅及北宋八朝。即使以北宋八朝而论,該书所收詔文也仅佔这一时期今存詔文的约三分之一。同时,今存《宋大詔令集》在流传过程中,卷七一至卷九三、卷一〇六至卷一一五、卷一六七至卷一七七的詔文已佚。因此,該书只能称为殘缺的北宋詔令的选集。
     二、收文内容严重失衡。由于编者的尊君观念,所收詔文偏重于宋代皇室的內容,如许多生下数月甚至数天即卒的皇子的封赠诰文悉数编录,而对宋代政治進程产生了重大作用及影响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除拜、罢免的詔文,除宰执及部分武臣所录较详外,它如中央政府各主要行政部门的官员、台谏官、转运使、翰林学士以及大量的州、府、军、监及县级地方官员,几乎未有涉及。
     三、分类不尽合理。本书所分十四类中,《典礼》和《政事》所收詔文最多,分量最重,但仅分两类来收此类詔文,或許失之粗略。又如茶、盐、酒等对宋代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业,由於所收诏文较少,多归入《财利》一门中。四、文字错讹较多。由于該书在流传过程中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出现,故文字的脱、讹、衍、倒较为严重。如中华书局本仅据铁琴铜剑楼本和读经庐本互校,就已经校出了相当多的错误(注:详參中华书局本《宋大诏令集》卷後校勘记)。而我们又根據《宋史》、《长编》、《宋會要》、《宋宰辅编年録》等史籍,校正其繫年错误达二四五條(注:王智勇:中华本《宋大詔令集》繫年辨误,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二辑),其中尚有遗漏。因此,对于存在长达三百多年,使中华文化达到‘造极’之盛的赵宋王朝来说,《宋大詔令集》所收詔文远远不能反映宋代史实的实际状况。
    由曾枣莊、劉琳先生主编的《全宋文》,在收录詔令的‘全’上弥补了《宋大詔令集》的不足,但詔文的收集尚有不少遗漏。如,我们根据《宋会要辑稿》、宋元人所撰宋人年谱及宋元方志如《咸淳临安志》、周必大《文忠集》等典籍,普查到《全宋文》漏收的詔文五十餘万字。此外,最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其中亦多有《全宋文》未普查之典籍。更重要的是,《全宋文》所收詔文均置于詔令草擬者或皇帝名下,未按内容分类,研究者不能按其所需查寻相关資料,使其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時,此书所收詔文特别是宋人文集中之詔文,绝大多数皆未繫年,因此大大降低了詔文‘徵史’之价值。此外,该书詔文的校勘和标点也多有值得商榷之处。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将有宋三百年间的詔文儘可能完整收录,重新编撰一部新的《宋代詔令全集》是极有必要的。本編的编纂情況及学术特色體現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普查。本編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儘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詔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詔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譜等。通过这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補了《全宋文》由於主客觀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詔文之憾。全书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補了三千多篇、五十餘万字的詔文。
    二、校勘。在基本完成普查工作後,我们对所有詔文重新進行标点、校勘。其所校詔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從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詔文,此類詔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載,而我们採用的每一篇詔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編纂时间早、詔文全的原则收录,所校勘的材料則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詔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察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工作底本,通校二至三个版本,並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輔編年録》、《长编》、《建炎以来繫年要録》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
    三、繫年。众所周知,繫年是史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若无繫年,詔令文献就基本失去了‘徵史’之价值,徒文章类也。因此,本编所收每篇詔文皆儘可能繫年。由於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詔文多未繫年,因此,考訂詔文繫年佔用了我们较长的工作時间。通过考訂现存宋代史籍所載史事,如《长编》、《宋史》、《靖康要录》、《中兴馆阁录》及《续录》等史籍,以及宋元方志、碑传墓誌等,准确考訂出了现存宋人文集所載很大一部分詔文的确切年代;其餘无法确定准确年代的詔文,则根据草詔者任职两制的时间,並结合詔文所述史事蕴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通过这一工作,大大增强了本编的史学价值,其所收詔文,皆具‘徵史’之用。
    四、分类。分類是我们在编纂本书过程中感到最困难、亦是費時最多的工作,因为分类既要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又要考虑到宋代史实及宋代詔令文献的实际状况,这就对编者的学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且需具全局之观。首先,类目的设置除了要做到科学合理外,还须符合现存宋代詔文的实际情况,如:现代之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故此類诏文反而不多;而官吏三代封贈、宗室除拜等内容,却佔了宋代诏文相當大的比例。凡此,皆需根據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類目。因此,在分类过程中,类目的调整增删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对已进行的分类作出相应的调整,有時甚至是牵一髪而動全身的调整。此外,每篇詔文归入何类,皆需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並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方能做到以类类文,同一性质的詔文不致分入多处。本编的分類,主要参考了《宋大詔令集》、《宋會要辑稿》、《文献通考》、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等,全书共分‘帝系’、‘政事’、‘官吏拜罢’、‘典礼’、‘舆服’、‘职官’等二十类,许多门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军事’类下又分‘兵制’、‘兵器’、‘马政’、‘兵事及其他’四小类;又如‘典礼’类下又分‘总论’、‘南郊’等目,‘南郊’目下又分‘布告’、‘赦文’、‘冊文祝文青词表文’、‘其他’四小目。同時,詔文的著录採用互著方法,即一篇詔文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内容,除在主要门类中著录此詔文外,又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著录其篇名,並注明‘文见某某类’,使研究者达到以类查阅资料的目的。此外,我们又在书後编製了人名索引,儘可能多角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查阅资料的途径。
    本书的编纂計划實际酝酿於上世纪八十代末期《全宋文》编纂之初。當時《全宋文》主編曾枣莊、劉琳老师指定由我负責《全宋文》中皇帝文(主要是无法考訂出作者而归入皇帝名下的诏文)的整理。其間,曾枣莊老师曾多次叮嘱,要我在《全宋文》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一部内容更丰富、收文更全、包括南北宋在内的《宋代诏令全集》。因此,在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我随時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做了較长時間的学术思考和前期的准备工作,並相继发表了《<宋大詔令集>的價值与整理》、《中华本<宋大诏令集>繫年勘误》、《宋人文集误收詔令考》、《<宋大诏令集>軼文考》等论文。但因本书篇帙巨大,出版不易,加之《全宋文》編纂完成後,又相继参加了多个较大的集体項目,亦无充足的時间進行这项工作。四年多前,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庄剑先生闻知此事,和我就此课題進行了反復的论証,以为可行,遂上报社里,获准立项出版。於是我请曾枣莊、劉琳老师担任本书的学术顧問,两位先生为扶持後学,欣然应允。又请本所王蓉貴先生共與此役,亦获响应。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我常向曾枣莊老师、劉琳老师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昭曦老师三位前辈请教,获益良多,曾枣荘先生並为本编撥冗作序,刘琳先生挥毫题写书名,更为本书增色不少。书稿接近完成的時候,又幸遇中國社科院历史所王曾瑜老师莅臨四川大學历史文化学院讲学,使我能在课间就编纂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向王老师求教,王老师的答疑释惑,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此外,武汉大学杨果教授对宋代官制及宋代诏令等有很深的研究,我在编纂过程中遇到难题時,亦常在电話中向她討教;本所刁忠民教授正在进行《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他也常将整理过程中有关诏令的考证成果相示。四川大學出版社的庄剑先生审读了全稿,不仅校正了原稿中不少错误,並且对本书的改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可以说,《宋代诏令全集》能够完成編纂並付梓出版,和上述师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謹致謝忱。由於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书中難免存在不少错误,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賜教。

                                             二〇一二年十月於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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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編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迄於宋帝昺祥興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宋初任职割據政权者所撰之诏令文献,如现存《骑省集》中著録之詔文,係徐鉉任职南唐政权時所撰,本編概不收録;又宋人文集中,多收有作者任翰林学士時代皇帝所作之册文、祝文、表文、青词等,本编对此类文章的收录原则是,凡涉及宋代重大典礼活动如南郊、明堂、封禅等悉数编入外,馀则视其是否有助考史之用而酌情收录;又本編所收诏文,皆为实际发生之史事,而宋人仿詔令体裁而撰之詔文,如李纲《梁溪集》中之‘擬詔’,本书正文均不收录,但归入《附録》,以供研究者之用。

二、本编所收宋代诏文,主要從今存宋人文集、宋元人所著史籍及经、子部之书和类书中辑录编撰而成,另有极少部分诏文不见於今存宋元人所著典籍,而從明清方志等典籍中辑得,亦编入集内。相同内容之诏文而见載於多部典籍者,則按照收录诏文典籍成书的時代愈早及诏文内容愈全的原則著录。

三、本編所辑詔文来源於众多典籍,故詔文校勘不尽相同:凡從宋人文集辑出之诏文,先确定文集之底本,通校二至三个重要版本,並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輔編年録》、《长编》、《建炎以来繫年要録》等;凡從宋元史籍、方志和经、子部之书等辑录之詔文,其校勘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典籍。本編詔文所用底本及校本,詳本編所附之‘引用參考书目’。

四、宋人文集如《宋大詔令集》等所著录之赦文、德音等詔文,往往仅載首词及尾词,其赦文、德音之具体内容則删去不录,而《宋会要》、《长编》等史籍中存有大量所删之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阙略。本編对此類詔文的处理原则是,在正文之後,提行标以【赦文内容】、【德音内容】等,将所辑得赦文、德音等具体内容之文字附录於下。

五、相同詔文之異文,有较高的文献及史料價值,本编於所录正文之後,提行标以【異文】,附录於下。

六、本编所收录之诏文,凡篇名为宋人文集等典籍所固有者,一仍其旧;如文集原有篇名文意不清,則據詔文内容做相应改动,並出校说明。凡從《宋會要》、《长编》等史籍及方志类书等典籍中所辑录之詔文,則據詔文内容自擬篇名,且不出校说明。

七、繫年为史学之要素,然宋人文集收录之詔文,除苏軾、周必大等少数作者外,皆多未繫年,故凡從宋人文集中辑出之詔文,本編皆據现存典籍,儘可能考訂其准确繫年,标於篇名之下,並出校注明所據;如不能據现存典籍考訂其准确繫年者,則據作者任职两制的時间,並結合詔文所載史事提供的信息来确定其大致年代;若詔令草擬者行迹与詔文内容相悖,則按詔文所載史事来考訂繫年。凡從宋元人所著史籍及经、子部之书、类书中辑录之詔文,則據原书所載繫年标於自擬篇名之下,但不出校说明。

八、本编所录诏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軍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诸多方面,故分類較为細密。其分類原則是,既要体现现代学术研究之特点,又要符合宋代詔令文献的實际状況,故本編分類及類名主要參考《宋大诏令集》、《宋會要輯稿》、《文献通考》等;官吏的拜罢則主要參考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之分類。如一篇詔文涉及两个以上的内容,除在主要门类中著录此詔文外,又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著录其篇名,並注明‘文见某某类’。

九、本编每類詔文,均按年代顺序編排。未标明准确繫年之诏文,則通过編排顺序来体现其大致年代。

十、本编所附‘人名索引’,主要为具体涉及史事之人物,诏文中所引历史人物如孔子、孟子等,不在本索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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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目录
第一 帝系

一 帝统 1、即位 2、禅位 3、復位 4、降表 5、遗制 6、改元 7、尊号 8、謚号徽号 9、哀册 10、经筵 11 放宫人 12、其他

二 太皇太后 1、尊立 2、尊号 3、哀册 4、謚册 5、遗誥 6、其他

三 太上皇后

三 皇太后 1、尊立 2、听政 3、尊号 4、哀册 5、謚册 6、遗誥 7、其他

四 皇后 1、立后 2、追立 3、废黜 4、哀冊 5、谥册 6、其他

五 妃嫔 1、进拜 2 追命 3 降黜 4 其他

六 皇太子 1、建立 2、建牧 3、参政 4、辞免 5、纳妃 6、追命 7、哀冊謚冊 8、其他

七 皇太妃

八 皇子

九 亲王 1、进拜 2、降黜 3、出閤外邸 4、赠典 5、辞免 6、其它

一〇 皇女 1、封拜 2、贈典 3、其它

一一 駙马

一二 宗室 1、封拜 2、辞免 3、叙復 4、赠典 5、贬责 6、其他

一三、皇亲制度


第二 政事

一 求言 二 荐举 三 徵召 四 考课 五 巡察 六 按察 七 诫饬 八 儆灾 九 慰抚

一〇 賑卹 一一 收瘞 一二 进奉 一三 賫赐 一四 宴集 一五 尊礼大臣 一六 贺臣僚生日

一七 休假 一八 民变 一九 兵变 二〇 宋与宋初其他政权的关系 二一 其他


第三 官吏拜罢

一 宰辅 二 中央行政官员 三 司法监察机构官员 四 翰林学士院官 五 翰林院官

六 经筵官 七 馆阁与殿阁 八 皇宫京城禁卫与侍奉机构官 九 军事统率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官

一〇 后宫官 一一 东宫官 一二 親王府与王府官 一三 宦官 一四 路官

一五 州府军监官 一六 县镇官 一七 阶官除授 1、文官阶 2、武官阶 3、内侍官阶 4、伎术官阶

一八 爵勋检校官功臣等 一九 祠禄官岳廟差遣与散官 二〇 起復 叙复

二一 致仕 二二 转官改官循资磨勘及其他 二三 贬降

二四 辞命乞郡乞祠乞致仕等(原入政事类“辞职类”)

二五 褒恤(原在典礼类,今改归于此)

二六 封贈(原在典礼类,今改归于此)

二七 杂诏


第四 典礼

一 总论 二 南郊 1、布告 2、赦文 3、册文祝文青詞表文 4、其他

三 北郊 四 明堂 1、布告 2、赦文 3、册文祝文青詞表文 4、颁朔 5、其它

五 封禅 六 祀汾陰 七 宗廟 1、廟制 2、原廟 3、谒太廟 4、附廟 5、其他

八 配饗 九 陵寝 一〇 丧礼 1、丧服 2、祭吊 3、杂诏

一一 国忌 一二 祭先圣先贤 一三 家廟 一四 天神地祇 山川杂祀

一六 誕節諸庆節 一七 籍田 一八 弋獵

一九 录周後及先圣先贤後 二〇 符宝鼎圭辂 二一 礼乐 二二 其他 


第五 仪制


第六 舆服


第七 选举

一、贡举 二、制科 三、銓選 四、武举 五、策题 六、其他


第八 学校


第九 职官

一、官制 二、俸祿


第十 食货

一、田农 二、户籍 三、赋役 四、水利 五、度量衡 六、钱币 七、盐业

八、茶业 九、酒业 一〇、矿业 一一、制造业 一二、商业及商税 一三、漕运转運

一四、巿糴 常平义仓 一五、营繕 一六、財利 一七、其他        


第十一 刑法

一、刑制    二、刑事


第十二 军事

一、兵制 二、兵器 三、马政 四、兵事及其他


第十三 地理


第十四 医方


第十五 曆法  


第十六 瑞異


第十七 学术

一、儒学 二、艺文 三、访求书籍


第十八 释道


第十九 民族关系

 一、宋辽关系 1、國书 2、史事 二、宋夏关系 三、宋金关系 1、國书 2、史事 四、宋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係


第二十 对外关系

一、宋与高丽的关系 二、宋与交阯的关系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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