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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科技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质疑的一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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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3 10:14:09 |显示全部楼层
        拙文《论科技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发表在《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1期后,得到同仁们的关心和批评,在此表示感谢,尤其是吕新同志发表在《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3期上的商榷文章《<论科技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质疑》,为我们的文章赢得更多的回头率,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深表感谢之余,我们也想对质疑作一点回应。毕竟,我们的文章存在的不妥之处露出马脚了,然后得到同仁的指正了,那是我们的荣幸,就算心里不怎么舒服,也应该露脸表示一下感谢,并趁机作一番自我辩解。
  一、吕文说我们对谢伦伯格“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解读是一种曲解。
  我们当然承认这只是我们的主观解读,说是曲解也好,误读也罢,我们认了。
  但可能为了强调我们曲解的错误严重性,接下来吕文的论述,都是在用“众所周知”的理由来论证这样的结论:“文件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出现的时间上的先后差异,不能作为二者重要与次要的判定依据”。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啊,只不过,我们以为老谢不这样认为而已。
  所以吕文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直接就写出第一点质疑的最后一段即可:“通观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也并没有认为文件的第二价值因为比第一价值出现的时间晚就次要,这是黄文对谢伦伯格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曲解。”
  那好吧,我们就谈谈为什么作如此的曲解。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能“通观”到有关谢伦伯格本人对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系统阐述的英文原文,我们只是在阅读老谢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文版(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的基础上作的解读,所以难免有误。在阅读的过程中,也的确没有发现老谢明确提出“文件的第二价值因为比第一价值出现的时间晚就次要”,但我们还是作出了如此的解读,真是吃饱了撑的吗?
  理由一:《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文版(以下简称“谢著”)第22页最后一段提到:“这就是说,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黄坤坊老先生将“the primary values”和“the secondary values”分别翻译成“原始价值”、“从属价值”,而不是译成“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我们从而推断,中文译者在通读英文原著的基础上这样翻译,可能包含这样的意思:“原始价值”比“从属价值”重要,至于“primary”和“secondary”具体的英文意思,大家可以讨论,在此不再多说。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译成“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更合适,更能体现这样的结论:“文件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出现的时间上的先后差异,不能作为二者重要与次要的判定依据”。
  理由二:“谢著”第124页第二段提到:“现代档案不象书籍那样是因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对某一主题有兴趣而写作成的,它们是政府机关活动的副产品。”在这里,“副产品”一说,和国内所谓“伴生物”的说法相类似,给人一种次要的感觉。也就是说老谢认为,一方面现代档案是政府机关活动的副产品,另一方面,现代档案是因其具有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而成为档案。即,所有的公共文件都具有原始价值(或第一价值),但从属价值(或第二价值)是公共文件是否能成为档案的必要条件,是档案(文件当中的一小部分)才有的。
  理由三:“谢著”第150页最后一段提到:“因此,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而第125页第三段又说:“现代档案是挑选出来的材料。它们所以从政府产生的大量文件中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具有证据价值或情报价值。”也就是说老谢认为,公共文件的原始价值(或第一价值)包含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因为所有的公共文件(包括其后形成的档案)对于原机构而言,都具有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而成为档案后则不然。保存在档案馆的档案,对于原机构而言,仍具有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但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或第二价值)而言,可以只具有两者(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之一。并且,从属价值(或第二价值)所包含的证据价值或情报价值,是因袭原始价值(或第一价值)而来的。

  二、吕文说,黄文的“在政务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文件的形成者已经无法再将文件牢牢控制在其手中,不管情愿与否,都得依法向公众公开,从而使文件得到社会利用成为现实。这也使文件一形成就具有的‘多种潜在价值’有了实现的机会,即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可以同时产生。”——这段表述明显犯了几点错误(具体错误恕不列举)。
  既然吕文认为我们所犯的错误那么明显,我们就不多加辩解了。我们再一次重申:“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可以同时产生”,这当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说清楚了;同时,我们说的是“可以”而不是“一定”。列位看官可瞧清楚了。

  三、吕文说,黄文所认为的“文件的第二价值比第一价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句话也有问题。我们想说的是,其一,这句话是有大前提的,请结合上下文阅读;其二,是我们的疏忽,应该说明是“文件的第二价值可以比第一价值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表示歉意。

  四、吕文说,黄文的这段话“谢伦伯格认为,文件只有具有第二价值(又称档案价值),才能称之为档案。这就带来了相应的问题:所有的公共文件是不是都有可能具有第二价值?如果不是,那么其公共性就要打上问号”有问题。本来,我们已经作了说明:此问题可以另文讨论,但吕文仍明确提出,黄文模糊了文件与档案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条件。

  五、吕文说,黄文的这段话“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当今国内政务公开的形势下,其适用性均遭遇挑战。因为,如果确如谢伦伯格所说,文件的第二价值产生后才能转化为档案,这时的文件已进入非现行期,也才有可能进入公共档案馆提供开放利用,那么仅具有第一价值的现行文件的公开就没有多大的理论依据了。”也有问题。

  在此,我们针对第四、五点质疑一并回应。
  首先,我们和老谢一样认为,公共档案是公共文件的子集,不存在什么相互之间转化的问题;其次,这涉及到对“公共性”的理解问题,我们在此只是提出疑问,而且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进一步进行论述,只是说“此问题可以另文讨论”,没承想又招来一阵义正辞严的反驳。确实,“公共性的文件,并不一定都能具有第二价值而转化为档案”,但这时候的所谓“公共性”、“第二价值”就值得重新审视了;同样,“我们在现阶段所推行的现行文件的公开,也并不是所有文件的公开”。那么,是哪些现行文件应该公开呢?本来我们想另外行文进行论述的,结果却又一次得到斩钉截铁的驳斥。呵呵,看来还有得写。

  最后说明的是,吕文在文中第一段所说的“解读之后受益匪浅,深感此文见地颇深”云云,不过是给我们一点面子的客套话;所说的“但对文中的部分观点,笔者难以苟同”等等,也只是谦虚的说法。我们知道,吕文立意高屋建瓴,行文洋洋洒洒,已经将黄文的所有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不成体统。可见吕文的深谋远虑、虚怀若谷。而且,我们在文章中和在此篇回应中的“我们”,只代表两个人——黄世喆、归吉官,不象吕文那样,该文所说的“我们”,想必是代表“正确的大多数”。

《论科技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参见该帖http://bbs.daz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3
《论科技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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